中國近代歷史讀物，時代雖近，卻往往仍予人一股難以親近的距離感。現代讀者大多無法想像，在巨變頻生、戰亂進逼的時空環境，身為一個「人」的個體，究竟是如何去面對、看待，又如何真正生活其中。戰爭的爆發，哪股勢力推進到哪裡，只是一段記載；物價的漲跌，這個月米的價格多少，只是一個統計資料；交通線的推展，哪條鐵路銜接哪個港口，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。這些與那些，是如何伴隨我們的曾祖父母輩、祖父母輩，甚或是父母輩的人生？在政府檔案裡找不到的解答，日記則提供了另一種更有「人味」的指引視角。

吳墉祥自1927年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，便有記載日記的習慣，可惜於戰亂過程中，1944年以前日記亡佚不可得。本次出版雖取名為戰後日記，實則起自1945年1月1日，終於1950年12月31日，以戰後復員為核心，至來臺灣後稍微安定時止。其內容包含抗戰末期敵後第十戰區情形、戰後重慶、復員、接收、抗共被圍於濟南、競選國民大會代表、濟南淪陷、遷徙臺灣、澎湖煙臺聯中案等，按日記載，逐日不斷。在這六年的日記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忠黨、愛鄉、為國的知識份子，在1945年8月如何欣喜于戰勝日本，又在1946年如何慨歎於剿共之不得人心，另一方面，也因為他的財金專業與工作，日記中也大量記錄了職務上的各種事項，包含安徽地方銀行與山東省銀行的營運等問題，可望有助於戰後初期的金融史研究。至於1949年的山東煙臺聯中案，因校長張敏之與吳墉祥本為先志中學同學，且一同加入國民黨，抗戰與戰後復員時期亦多有聯繫。在煙臺聯中案發生後，其與山東各界在台有力人士多方營救的過程，於日記中巨細靡遺，則是當事人口述歷史與政府檔案之外，相當重要的側面資料。